两者都是购车维权事件。特斯拉事件的关注度和持续性事件远高于2019年发生的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持续时间也超出了一般舆情事件的规律。这不仅仅是因为事件发生在上海。这么一个中心城市，特斯拉汽车身上有很多新能源、新技术等耀眼的光环，也因为这发生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下，特斯拉汽车的问题被媒体和公众迅速放大，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要离开。此次事件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1、企业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市场特点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企业家，特斯拉也有着强烈的个人标签。在外界看来，特斯拉对其产品的过度自信以及对外沟通的薄弱，是导致此事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特斯拉在公关团队中的弱势是不争的事实。2020年10月，特斯拉解散了其美国公关部门。马斯克还在自己的推特上公开表示，其他公司花钱做广告和操纵舆情，而特斯拉则专注于产品。今年2月，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林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是一家理工科思维直男的公司，对外交流真的不是很好。对于成熟的企业而言，不善于对外沟通绝不是可以吹嘘的特色和优势，而是一大短板和隐患。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但维权事件的发生可能表明，特斯拉没有足够重视这个巨大市场的制度特征、文化传统、客户心理、消费习惯等。“吵闹”事件，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明显缺乏应对和手段储备。

2、企业应高度敏感，快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如今，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呈现出高度的动荡和复杂。“如果没有速度和灵活性，几乎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互联网时代赢得竞争。”与竞争优势相比，企业的成功取决于适应性。只有适应外部环境剧变和产业演进方向的创新型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作为战略执行的实证指标，在决定企业绩效时，适应性比竞争优势更重要。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接连打压中兴、华为、抖音等中国高科技企业，难免引起国内公众和媒体对美国企业的情绪上的反对。特斯拉显然低估了这一点。事实上，从谷歌到eBay和雅虎，这些年来退出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不在少数。2010年，当谷歌彻底退出中国时，业内人士指出，西方强大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文化、市场变化和网民需求缺乏了解。对于包括特斯拉在内的众多跨国公司来说，熟悉、尊重和适应中国市场，树立符合中国公众评价标准的企业形象，恐怕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3、舆情应以法律和事实为依据，展示符合公共利益的价值主张

“舆情力量”与自媒体时代息息相关，拥有不可低估的巨大力量。但是，一旦舆情力量陷入煽动，助长情绪化舆情的发泄，其效果是消极的。在这起维权事件之后，媒体甚至主流媒体几乎立即谴责特斯拉的“傲慢”和“不尊重客户”，但很少有媒体关注事实的真相，也没有声音讨论消费者应该怎么做。正确合理维权，主管部门应该如何积极行动？各种各样的“启示”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和“理所当然”充斥着互联网，因此实际上，许多地方和单位甚至拒绝进入特斯拉汽车以惩罚他们。对于不尊重客户，特斯拉的刹车失灵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公众仍然不了解真相以及如何依法保护权利。需要指出的是，网络空间扩大了表达的空间，也让人们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然而，网络空间始终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对于自由的合理边界在哪里，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